浙江政企携手推动经济回暖观察******

　　新华社杭州1月9日电题：提振“闯”“创”精气神，勇当“稳”“进”主力队——浙江政企携手推动经济回暖观察

　　新华社记者王俊禄、张璇、许舜达

　　出台稳经济38条措施、实施经济稳进提质八大攻坚行动、出台18条举措助企稳工稳产……过去一年，浙江密集出台惠企纾困政策，通过“组合拳”推动经济稳进提质。

　　走过万水千山，仍须越岭翻山。新的一年里，浙江正以“闯”的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全力以赴拼经济，披荆斩棘向前进，以浙江的“稳”和“进”为全国大局多作贡献。

　　动起来，“顶风船”稳住基本盘

　　1月1日凌晨1时，在浙江台州玉环大麦屿码头，满载着245个标箱的集装箱船正缓缓离港。这些台州制造的小家电、洁具、汽摩配件等货物，预计20多天后抵达欧洲。

　　目前，大麦屿港区已开通国际国内航线15条，集装箱年吞吐量5年翻三番，从3万至5万标箱大幅增至42万标箱。

　　面对困难挑战，浙江勇于开好“顶风船”，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在外贸方面，浙江政企联动，正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全力稳外贸、拓市场。

　　“距离跟国外客户的上次见面，算起来整三年。”浙江省东阳市古瑞日用品有限公司负责人胡军伟说。近日他与当地经贸团一起前往泰国、越南商务考察拓市场，“总算先人一步把订单‘抓’到手，一定要好好维护”。

　　数据显示，2022年1月至11月，浙江对全国进出口、出口增长贡献率分别为18.2%和18.9%，均居全国前列。

　　1月4日，浙西南山区群众翘首以盼的景文高速正式建成通车。以重大项目为牵引，浙江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据了解，仅2022年12月以来，浙江交通集团就有7个项目实现开工建设。“‘十四五’期间，浙江计划完成综合交通投资超5000亿元。”集团相关负责人说。

　　图为景文高速航拍图。（受访者供图）

　　浙江是制造业大省。今年浙江启动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国际化为主攻方向，着力打造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

　　位于浙江宁波的领克汽车余姚工厂，车间内正开足马力生产，一辆辆新车从高度自动化的产线开出，其中相当一部分出口海外。“目前领克的欧洲战略正在稳步推进，已经在欧洲7国开出了线下门店。未来吉利将进一步借助宁波工厂拓展全球市场。”吉利汽车集团首席政府事务官李伟平说。

　　2022年1月至11月，浙江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为53.46万辆和50.46万辆，产量同比增长210.2%、销量同比增长192.2%。

　　暖起来，“购物车”引动经济循环

　　夜幕降临，杭州一家餐饮店薛三爷铁锅肥肠店内已经满座，顾客们拿着取餐号等候吃饭。“最近生意恢复到了八成，平均一天接待70桌左右。”该店总经理薛猛感到“烟火气又回来了”。

　　随着生产生活秩序逐步恢复，消费在加速回暖。在杭州清河坊南宋御街的宋韵主题市集前，投壶、画扇等多种沉浸式体验，吸引不少年轻人驻足，成为国潮消费新场景。

　　在浙江省安吉县山川乡云上草原滑雪场，雪道上不少人疾驰而过。滑雪场负责人惠峰林介绍，元旦假期日接待游客约3400人，“近期我们推出沉浸式古风冰雪展，效果很好。大家对冰雪项目的热情也被点燃了。”

　　1月2日，滑雪爱好者在云上草原滑雪场滑雪。新华社记者 黄宗治摄

　　浙江推出多项促消费举措，也为这股久违的“消费热潮”按下快进键。

　　浙江省商务厅商贸运行处处长肖文表示，新一年将以“浙里来消费”为主线，贯穿全年举办多项主题促消费活动；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推动平台企业以数据赋能生产服务企业，加快供需衔接，丰富市场供给；以群众需求为导向，创新消费场景，深入推进高品质步行街改造提升，发掘和培育夜间经济消费地标，推介发布休闲旅游精品线路，持续提升消费体验。

　　“购物车”引动双循环，消费链连着产品端。1月9日，阿里国际站发布1月跨境指数显示，当前，美国地区各类服装需求明显回升，我国对美出口柔性定制类服装机会显著。在欧洲，家装翻新成为热潮，具备海外工程能力的中国建材商将迎来更多商机。

　　忙起来，“不动摇”坚定加速跑

　　新的一年、新的任务，浙江正按照中央的部署，努力将“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落到实处。

　　1月3日，新年工作第一天，浙江省开展了“大走访大调研大服务大解题”活动。座谈会上，宁波江丰电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技术官姚力军反映了在原材料供应、扩大产能等方面的诉求，随后省市部门逐一给予回复，并表示会把企业反映的问题办实办好。

　　“政府的关心和帮助给我们吃了定心丸，干劲儿更大了！”姚力军说。

　　切实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浙江进一步明确政策、稳定预期，让民营企业家的信心更足。

　　2023年，浙江将突出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415X”产业集群、三大科创高地等，谋划一批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目、重大民生项目。

　　各地锚定既定目标，千帆竞发谋发展。杭州全面实施数字经济“1248”计划，推进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建设；温州“新年第一会”发布人才政策40条，并提出聚焦科技创新“八大抓手”，重塑温州市域创新体系；宁波提出将在提升绿色石化、磁性材料等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加快汽车、新材料、高端装备、纺织服装等优势产业蝶变升级的基础上，全力打造新能源汽车之城。

　　“政府推出了机票补助等一系列政策，让我们感觉非常暖心。今年我们将组织员工奔赴全球多个国家，为企业带回更多订单。”绍兴上虞鸿达塑业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充满信心地说。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